解放軍文職招聘考試政治學的涵義和內容構成-解放軍文職人員招聘-軍隊文職考試-紅師教育
發(fā)布時間：2017-12-3020:24:07政治學的涵義和內容構成一、政治學的涵義1政治學的定義及其理解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現象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這一定義的基本含義是：（1）在抽象意義上，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與政治的定義聯系在一起的。按照政治的定義，政治是人們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上，圍繞特定的利益，借助于政治權力規(guī)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社會關系。因此，政治學就是研究這種政治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2）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政治關系具有多種外延形態(tài)。因此，政治學在研究政治的本質即政治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上，也對于政治的行為形態(tài)、組織形態(tài)、文化形態(tài)、規(guī)則和規(guī)范形態(tài)及其這些形態(tài)的發(fā)展等分別展開研究。（3）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fā)展規(guī)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政治學要求在把握政治現象基本屬性和特征的基礎上，必須深入研究政治現象的內在聯系及其發(fā)展的規(guī)律。（4）政治學是一門科學，它要求人們以客觀政治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態(tài)度和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學成果和結論必將對于人們認識政治現象，掌握政治規(guī)律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二、政治學的內容構成政治學的內容是隨著社會政治生活的發(fā)展和人們對于政治現象的認識的深化而不斷發(fā)展的。時至今日，政治學的內容已經相當廣泛。按照不同的標準，人們可以對于政治學的內容作不同的分類，比如按照其本質屬性，可以劃分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按照其功能，可以劃分為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按照其分析的角度和層次，可以劃分為宏觀政治學和微觀政治學。我國的政治學從本質上來講，無疑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從政治學內容的技術分類來講，目前，我國的政治學總體上分為四大類，即政治學理論（包含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國際政治。三、政治學的學習意義1政治學對于行政管理學的意義政治學的學習，對于行政管理的學習具有重要意義，其具體體現在：（1）政治學指明了行政管理的政治和制度環(huán)境。就社會政治的基本內容來看，其主要包括國家、立法機構及其活動、行政機構及其活動、司法機構及其活動，政黨，社會團體，公民等及其活動。由此可見，行政管理是社會政治的一部分。把握社會政治，實是對于行政管理的政治背景和基本制度環(huán)境的把握。（2）政治學提供了行政管理的政治哲學基礎。通過對于政治現象本質性原因的分析，政治學揭示了行政管理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原因，指明了行政管理的基本屬性產生的根源和基礎。只有對于政治學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的特性和基礎。（3）政治學指明了行政管理的基本價值取向及其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根源。通過對于政治的基本特性的分析，政治學指明社會公共生活的基本價值及其產生原因，從而為人們準確深入把握行政管理過程的基本價值取向提供了指導。（4）政治學指明了行政管理的基本依據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公共權力和權威是行政管理得以進行的基本依據，政治學對于這些現象的理論闡述，為人們深刻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及其規(guī)律提供了理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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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考試和軍隊文職考試內容差別大嗎？
公務員的考試大多都差不多，和絕對就不敢說了，畢竟是有可能打仗的地方。
內容肯定是有差別的。沒有差別的話怎么會分開考考試的
我想差別挺大的吧。畢竟這兩個行當是不是同一個行當，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所以會要求不同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經驗。這就是我對問題的了解。
公務員考試和軍隊文職考試內容差別還是很大的。本回答被網友采納
解放軍文職招聘考試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比較研究-解放軍文職人員招聘-軍隊文職考試-紅師教育
發(fā)布時間：2017-05-1318:09:27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比較研究[內容提要]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在思想資源和學科建設上有著較深的歷史淵源，并共享著許多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它們之間在基本前提、中心命題、核心概念和方法論方面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當前兩個學科都面臨著傳統(tǒng)概念和方法老化、先進學科的侵入、學科科學化等現實壓力，要加速兩個學科的發(fā)展，就必須在學科內部實現規(guī)范性與科學性的真正分野，致力于構建學科一般理論，加強學科基本問題和元假設、元認知的研究，并促使兩個學科實現學術交融。[關鍵詞]政治學國際政治學比較研究一、歷史與學科的淵源國際政治學與(國內)政治學①曾經擁有共同的學術臍帶，汲取著相同的思想營養(yǎng)。政治學可以將自己溯源至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而國際政治學雖奉修昔底德為始祖，卻同樣重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相關思想。在古典的哲學思想家那里，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在基本原理上是同一的，許多重要的概念，如權力、自然狀態(tài)、主權等，是由兩個學科共享的。國際政治學的許多理論大師也是著名的政治學學者。反過來，近代那些政治學學者也有著豐富的國際政治思想，他們的一些觀點直接成為現代國際政治學的理論淵源。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既對國內政治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權力斗爭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從而總結出各自的政治哲學思想，同時又對國際社會的權力斗爭狀態(tài)進行了研究。對布丹、格勞秀斯來說，主權具有對內對外兩個向度。此外，像洛克、盧梭、康德、休謨、黑格爾、馬克思等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也有著極為豐富的國際政治思想?；蛘哒f，在近代先哲那里，根本沒有今天嚴格意義上的學科界限。在20世紀獨立之前，國際政治學與政治學是同一的，都包裹在政治哲學這個大的胚胎中。在古典思想家那里，(國內)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如同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就學術共同體而言，國際政治學科大多設置在政治學院或政府管理學院等以大政治學科設置的學術機構中。美國的政治學會容納的是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學，政治學會和國際政治學會常常是重合的，甚至主席也由同一人擔當，卡普蘭、華爾茲、基歐漢等國際關系理論大師都曾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學術共同體的活動也更為密切，很多學者同時兼跨(國內)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研究兩個領域，如摩根索、卡普蘭、多伊奇。因此，無論是在歷史淵源、學術傳承、學科演進、學術共同體機構等方面，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都有著極深的聯系。二、基本前提、中心命題與核心概念首先，就基本前提和核心命題而言，政治學研究的是價值的分配，研究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現象、政治活動和政治規(guī)律，它以全社會存在一個統(tǒng)一性的公共權威(或權力)為其學科前提，這種公共權威可能是部落會議、城邦統(tǒng)領，更經常的則是國家及其合法代表政府。國家內部的各類政治行為體都必須遵從政治權威的指令行動、遵循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行事。就核心命題而言，政治學關注的是公共權力或權威等價值的分配，是公共之事、眾人之事。正常狀態(tài)下，它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礎之上的，這是由于國內社會經過幾千年的發(fā)展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秩序性存在，并在現實的政治力量間形成了權力的平衡，從而就價值的生產、交換、分配和社會生活形成一套基本規(guī)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以國家這個公共權力的象征進行管理。國內政治學，由于對于權力分配界定的不同，不同學派所認同的主題不一樣，所賴以實現的手段也不一樣。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學關注的主題是個人的自由，公共權力或國家的存在不能以削弱、限制個人自由為前提，政府是守夜人；只要個人自由得以保障，個人利益的實現與和諧會自動促進全社會利益的實現與和諧，權力的分配同樣就會自動實現。保守主義強調的核心命題是維持既定的秩序，因為現存的憲政體制已經比較完善地規(guī)定了公共權力的分配，只有通過保持秩序的穩(wěn)定，才能實現公共權力的合理分配。激進主義則認為核心命題是革命，只能通過激進手段才能使權力的分配符合社會政治的現實，因為社會現實的政治力量對比現狀在不斷發(fā)生變化，不經過革命，權力就無法重新分配。國際政治學則以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為研究前提。國際社會中沒有世界政府，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權威或法律去強迫國家執(zhí)行某種規(guī)則，國家之間相互獨立，各自擁有對內的最高統(tǒng)治權和對外的獨立自主權。如果說國內政治是權威、管理和法律的領域，那么國際政治則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在國際政治中，權力的合法性基礎、規(guī)范性程度顯然要明顯弱于國內社會，權力尤其是硬權力，而非權威才是國際政治的通行證。②國際政治學也探討國際公共權力分配問題，但這一分配是服務于國家間關系的，集中體現為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與國內政治中的公共權力者向度正好相反，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語。就國內政治而言，公共權力已經存在，并成為行為體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而在國際政治中，公共權力則是在國際聯盟、聯合國等政治組織的建立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等背景下才產生的概念。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國家間的權力爭斗才是國際政治最頻繁的話題。在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看來，不存在公共權力的問題，或者至少可以說，聯合國等類公共權力的代表機構不過是國家間權力博弈的副產品；而對于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來說，由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制度所界定的公共權力治理是通向國際和平的必由之路。因此，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命題是如何約束戰(zhàn)爭，實現和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構成國際關系理論的各種派別?，F實主義寄希望于權力平衡；理想主義希望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通過國際聯盟、聯合國一類的普遍性國際組織維持全球權力管理；制度主義者把希望建立在國家締結國際制度，推進國際合作上；而另一些自由主義學者認為通過促進國家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國內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可以實現和平；建構主義則主張確立國家的身份認同，通過由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過渡，最終確立起世界國家來實現永久和平。國家、權力、權威等都是政治學科的核心概念，但兩個學科中的國家內涵并不完全相同，研究的側重點也有很大的差異。政治學中的國家是指來自于社會之中，又超出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威代表。在與政黨、社團、公民等國家內部的政治個體相互作用時，它常常被看作是集合性的、整體性的概念。當其單獨運用時，又往往被分解成不同的組成部分，如政府、議會和司法系統(tǒng)來分別研究，這時，它與其他的政治單位沒有什么區(qū)別。因此，政治學對國家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形態(tài)，主要研究國家的內部問題，包括國家的起源和本質、國家的職能、國家的制度類型、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公共權力運行方式、國家的結構、國家機構的設置及運行制度等。③對這些問題，特別是國家起源和本質的不同解釋，形成了西方政治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區(qū)別。國際政治學要研究的，不是作為一般政治形態(tài)概念的國家，而是作為統(tǒng)一的政治實體的國家的對外行為規(guī)律以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就需要將各種社會制度的國家都作為某種人類社會共同體同等看待，把國家看成是國際體系和一定關系網絡中的個體概念。在國際舞臺上，國家是作為全體國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國際政治學在涉及國家時，往往采取黑箱化的處理模式，把國家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決策者，不強調其內部的具體決策過程。政治學與國際政治都研究權力，但政治學的權力主要是指影響力、控制力和權威性；國際政治學的權力雖然也包含影響力和控制力，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被分解為具體的指標體系，以表現國家所具有的整體實力，特別是物質力量。傳統(tǒng)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政治，國家的目標是尋求權力。這顯然受到國內政治學的深刻影響。后來的新現實主義學派盡管指出了權力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精確性，但并沒有放棄這一概念，而是進行了新的理解和界定，因此，在現實主義學派中，權力政治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盡管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全球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等其他學派的挑戰(zhàn)，但權力仍然是國際政治學領域最重要的解釋術語，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成為主流學派的基本名詞。三、方法論與研究方法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在方法論和研究方法上有著密切的聯系，法律制度分析方法、歷史哲學分析方法、權力政治理論既是政治學也是國際政治學的傳統(tǒng)研究方法。二戰(zhàn)后發(fā)生的行為主義革命同樣影響了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但影響程度并不完全一樣，除了20世紀60、70年代出現的量化分析著作外，70年代末期以后，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方法在主流上轉向了抽象的實證主義，在9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學研究則處于歷史方法與科學方法的膠著狀態(tài)。④而行為主義對政治學的影響卻是巨大的，盡管有著后行為主義的矯正，但系統(tǒng)化的定量分析仍是當今政治學的主流和努力方向。盡管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都有著哲學、歷史、權力、法律制度分析等人文研究方法的傳統(tǒng)，但由于學科性質的差異，命運也有所不同。在政治學中，傳統(tǒng)方法目前只能在政治哲學中尋找自己的棲身之處，而在國際政治學中，傳統(tǒng)方法卻似乎在冷戰(zhàn)后卷土重來，冷戰(zhàn)后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歷史事實研究仍保持著濃郁的興趣。同時，隨著社會建構主義的興起，哲學也似乎看到了復興的希望。從總體上看，無論是政治學還是國際政治學，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都受到其他社會科學門類的深刻影響，成為所謂的輸入者。所不同的是，兩個學科受到的影響方向有所不同。國際政治學更多是在抽象的意義上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而政治學則大量借鑒具體的、技術性的方法。首先，從對傳統(tǒng)理論的堅守來看，政治學仍堅持本領域的基本理論：如權力結構、民主理論、精英理論、國家社會理論，并使其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發(fā)展與完善。而除現實主義學派外，20世紀70、80年代以后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本上是沿襲其他社會科學的概念和議題，如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并將之嫁接到國際關系領域。從與其他學科的聯姻來看，政治學主要受到經濟學、社會學的巨大影響，雖然在西方學界也出現一些作品，但與國際政治學中形成后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學派相比，政治學對建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相對陌生。其次，從學科性方法來看，兩個學科都受到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巨大沖擊，但程度有所不同。經濟學的方法論和研究方法對政治學的影響很大，例如理性選擇、新制度主義、政治營銷等理論，都是經濟學方法對政治學研究強有力擴張的表現。但相對來說，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集中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領域、決策領域等⑤，還沒有達到全面代替政治學傳統(tǒng)方法，成為主導性方法論范式的地步。在政治科學中，方法論的借鑒基本是由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三大學科共同競爭所提供的。雖然行為主義革命和經濟學方法對政治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政治哲學仍在政治學科中占據重要地位，政治哲學著作仍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名著中占據著極大的比例。⑥與之相比，國際政治學受到經濟學的影響要大得多。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人假設、理性偏好等抽象意義上的概念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如將國家假設為理性的，假設為統(tǒng)一的行為體，具有(物質性)利益偏好等。二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對具體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如經濟學中的市場理論、寡頭壟斷理論、成本收益曲線等對新現實主義理論建構的重要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對基歐漢等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影響。三是具體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影響，尤其是博弈論對國際制度、國際合作理論的影響?？傊?，以理性選擇理論為核心代表的經濟學方法對國際關系理論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當代兩個主流學派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都受到經濟學的顯著影響，理性主義成為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方法論基礎。最后，在具體方法上，除定量方法外，國際政治學更多使用歷史學方法；相比之下，當代政治科學更多使用社會學的統(tǒng)計調查、量化分析、個案研究、人類學方法。這與其微觀化、經驗主義的研究取向有關。就量化分析而言，政治學科在二戰(zhàn)以后，將重點放在利益集團、投票行為、政治社會化等易于經驗化的微觀議題上。四、當前共同的發(fā)展困境與相互的融合相對于經濟學、社會學來說，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由于內部存在分歧，使得科學化的前途與方向不甚明確，科學化進程舉步不前。在日新月異的國內和國際形勢面前，對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的傳統(tǒng)理論來說，其傳統(tǒng)概念內涵中的原有模糊、歧義之處既沒有得到精確的界定，也沒有根據學科發(fā)展的需要被開發(fā)出新的分支體系，原有的概念和方法越來越無法解釋新的事實，從而逐漸失去自身的學科特色，不斷地被其他學科的概念和方法所侵入。無論是國家、權力等概念，還是權力、制度、歷史等傳統(tǒng)分析方法在當今的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研究中已經不再占據統(tǒng)治性地位。屬于本學科的特有方法論和研究方法是界定學科邊界、形成學科特色的重要標志，經濟學有經濟人、理性選擇方法，社會學中有社會群體或社會結構等整體性分析方法，它們成為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并以此區(qū)別于其他學科。但當今的國際政治學和政治學都沒有成熟的學科方法論和研究方法。除了早期的制度分析、歷史方法、權力分析方法外，近年來涌現的具有特色的本學科固有的分析方法沒有多少。二戰(zhàn)后出現的政治學理論分析框架受到文化理論、社會學、心理學影響較大。在政治哲學領域，創(chuàng)新性方法較少；而在政治科學領域，現有的分析框架，如階級分析法、權力分析法、系統(tǒng)方法、結構方法、角色法、制度法等因其本身的定性化、宏觀性、不精確的固有特征而在趨向科學化的努力中，難于與計量化、精確化等能夠更加科學地進行表達的數學方法相對應，以進行可重復、系統(tǒng)化的實證分析。與微觀經濟學一直以理性、均衡為核心概念相比，傳統(tǒng)政治學中的國家、權力等概念在行為主義革命后地位大大下降，而新的核心概念尚未出現。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入侵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無論在政治學還是在國際政治學中，(國際)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政治人類學、政治心理學等次學科領域不斷興起。跨學科研究有利于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科發(fā)展方向，但對于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這樣的弱勢學科來說，對實際問題研究的過分偏好并走向極端所導致的弊端便是，只關注方法尤其是技術性、工具性方法而缺乏對方法的反思尤其是對學科的元認知。政治學越來越關注易于量化分析的問題，冷戰(zhàn)后的國際政治學也喜歡進行全球化等去學科化問題的研究。其結果是，學科的中心問題、研究對象和范圍不斷被淡化。中心問題是對主導變量的概括，反映的是事物行為的本質運行規(guī)律，缺少對這種本質運行規(guī)律的探索和揭示，無法深化學科元問題研究，不利于構建普遍理論。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史證明，越是致力于對研究哲學和方法論的反思，就越能夠加深對學科實際問題的思考。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等大師都對各自的研究路徑及物理學的方法論哲學有著精深的思考。自然科學的努力應該同樣成為社會科學的有力鏡鑒。如果整個學科都關注熱點問題的微觀研究，而忽視對普遍理論和核心的元問題的探索，會付出學科特色淡化、研究主題去中心化、研究邊界模糊化的代價。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努力：首先，要正確地認識政治學大學科的科學化問題，堅定走科學化道路的信心。影響政治學大學科科學化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價值中立問題，二是經驗化問題。價值中立問題可借鑒經濟學。經濟學中是將規(guī)范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分開解決的。價值中立的問題不應在政治科學領域內解決，而應在政治學大學科領域內解決。政治學研究是一個操作流程，政治科學是管分析的，其他的學科則是管政策、實施和價值關懷的。經驗化的問題應該借鑒理論物理學，應該走愛因斯坦的理論化、抽象化的道路，將抽象研究與經驗分析進行適當的分離，科學不僅意味著量化和統(tǒng)計分析，更意味著理論化，意味著能夠超越純態(tài)經驗的干擾。其次，在關注實際問題的同時，加強對學科核心命題的元認知、元研究，為建立統(tǒng)一的學科理論體系進行努力。當前的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都有過分問題化的傾向，這方面應吸取社會學的教訓。事實上，社會學在研究技術上的相對發(fā)達并不能掩蓋它在研究哲學、方法論和元認知問題上的薄弱。按照某些西方學者的說法，社會學缺少一種能把它的主題加以明確界定而使它成為一門經驗社會科學的統(tǒng)一的定義與理論。社會學家一般認為，社會學以組織化社會生活中的事實作為研究對象，但這一定義太空泛而難以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相區(qū)別。⑦在社會學界，存在著一種對元認知問題的拒斥傾向，其結果是使社會學缺乏統(tǒng)一性和一般性原則，難以開發(fā)出可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媲美的強有力的理論闡述，⑧最終有可能使社會學變成研究各種學術剩余的打零工的學科。⑨要提高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必須加強一般性理論的建設。學科一般理論⑩是一門學科成為真正科學的形式上的標志，它指涉學科中心命題和基本內核，研究的是學科中大跨度、長時段的問題，探索的是學科基本研究對象的普遍行為規(guī)律和總體趨勢，解決學科中最為關注的元問題。越是一般和宏觀，就越能從整體上觀察、思考總體規(guī)律，并避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從而趨向于實現普遍性和客觀性。以物理學為例，物理學只有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出現之后，才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因為物理學需要回答的是物理運行的基本規(guī)律，微觀理論或實證經驗是一般理論的基礎，但只有一般理論的出現才為物理學奠定基礎。一般理論的發(fā)展和完善最終導致理論物理學的出現，它建立在數學基礎上，來源于經驗，但超越經驗。經濟學的道路與此相似，經過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綜合派的主流理論構建后，經濟學終于通過理論經濟學的出現為其科學化進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實現了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驗)經濟學的分離，并通過構建以經濟人假定和稀缺性假設為元假設，以一般均衡為核心理論，以理性選擇為主導方法論的精致知識體系來描述、解釋整體性的經濟活動規(guī)律。因此，統(tǒng)一的元假設、明確的研究對象或分析單位、主導性的方法論范式以及實現抽象化、公式化，以超越純粹經驗指涉是學科科學化的重要指標[11]，其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少的變量，來簡潔地描述研究對象的活動規(guī)律和相關因果關系。[12]對于政治學，特別是政治科學和國際政治科學來說，其最終目標是要構建一個如理論經濟學一類的理論政治學。在國際政治學領域，沃爾茲的國際結構理論；在政治學領域，伊斯頓的政治系統(tǒng)理論都是在此方面進行努力的有益嘗試。第三，要創(chuàng)新學科性研究方法，確定政治學研究的特質并以此為契機發(fā)展一套融合本體論、認識論和基本范式的研究哲學，這是鞏固學科邊界，顯現學科特色的最根本舉措。這就需要賦予傳統(tǒng)的權力方法、階級方法、層次分析法以哲學內涵，使之由技術層面躍升至哲學層面，從而形成本學科特有的分析起點。這是鞏固學科邊界的重要舉措。同時，對原有的核心概念如國家、公共權力等重新闡釋，尋找新的研究視角，并正確認識其他學科方法在本領域嫁接的長處和局限性，揚長避短，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發(fā)展出新的學科性方法，確定元認知。確定學科邊界最重要的在于形成本學科特有的研究視角、方法論或元假設，它可能最終成為學科母方法。經濟學的影響不在于它的量化分析，而在于它較早地確立起經濟人、理性選擇理論等元假設，從而實現了對復雜現象的模擬、概括、化約，使復雜事實簡單化，建構起基本平臺。學科的發(fā)展程度不是對事物或現象的五花八門甚至極為不同的解釋，而是能夠以簡單的定理或定律構成精致的理論體系來解釋重大的現象。對規(guī)律的解釋要求能夠具有普遍性和重復性，邏輯一致、簡單有效是其基本要求。國際關系學在確定元假設方面正在進行有益的探索，這就是主流理論所嘗試的，堅持國家中心論，將國家理性化，發(fā)展出類似于經濟人的國家人概念，并堅持以(物質)利益最大化為行為體行為原則，如此才有可能使國際政治學向科學化邁進。當然，對于經濟人與國家人之間的重大區(qū)別必須研究，否則，國際政治學也無法真正成為獨立的科學。對于政治學來說，情況要復雜和困難得多，政治哲學不存在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方法之別，只有個體價值與集體價值之分。在政治科學中，兩種趨向都有，投票理論、民主理論、精英理論等趨向個體主義方法論，結構論、系統(tǒng)論、文化論則趨向整體主義方法論。兩大領域和兩種觀察視角的分異使得政治學既不能像經濟學那樣完全以個體主義方法論為基礎，也無法像社會學那樣以整體主義方法論為前提，構建學科元認知的要素更為困難。但要使政治學真正實現科學化，就必須克服困難建立一個基本的學科前提，這一前提完全可以仿效經濟學對現實中人的經濟行為特性的抽象的手法，重點研究人在進行政治活動時的特性，經濟人這一假定假設人具有利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和傾向，那么，政治人(即對人的政治行為的抽象)的本能和傾向有何基本特征呢?能不能以此為前提展開邏輯推演呢，都可以進行探索。例如，以政治人概念作為前提，將政治團體化約為個人，賦予其以政治理性，探討政治人進行政治行為的基本特點，就公共權力的分配特點發(fā)展起學科的基本研究起點，并學習科爾曼等社會學家對權力概念的解構和量化分析，在政治行為(區(qū)別于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的總體運行規(guī)律等方面構筑一般理論，最終形成理論政治學(如同理論物理學、理論經濟學那樣)。隨著主權概念的演變、全球化的興起，全球公共權力日益成為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關注的共同話題，治理概念、全球治理、國際關系民主化等使得集合兩個學科的智力資源成為可能。在這一背景下，政治學領域最近幾十年里出現的新的理論與方法能夠為解釋國際政治所用。例如，國內政治研究中的角色分析、集團分析方法某種意義上都可歸結為利益、權力分析，也可能同樣適用于分析國際組織、對外政策等。同樣，國際政治學的層次分析方法與國際結構分析方法也能進一步拓寬國內政治研究的視野。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的雙重趨向為近年來兩個學科間的實際融合趨勢提供了條件。例如，雙層次博弈理論就非常關注國內問題，古得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就關注國際壓力對國內民主的影響。今天，考慮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進程幾乎已經不能不考慮國際層面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民主和平論等為代表的第二意象理論說明，面對當前國內政治的多頭化、層次化、復雜化的發(fā)展趨勢，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解構，雖然在總體上統(tǒng)一行事，但涉及具體領域，已經變成多頭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對國家的虛化或分解，國際政治學與政治學是一樣的。③參見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6頁。④例如，無論是進攻性、防御性、新古典現實主義還是民主和平論、國際制度和平論等冷戰(zhàn)后最有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都將自己的理論訴諸于歷史上的相關經驗證據，或從對歷史的詳細分析中得出結論。⑤張曉峰《理性的缺憾及對理性主義政策分析的反思》，載于《政治學研究》2004年第4期。⑥參見俞可平《政治與政治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⑦參見陳振明主編《政治學概念、理論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⑧阿羅、索倫森等人都有類似的觀點，參見[瑞典]理查德斯威德柏格《經濟學與社會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12、409、411頁。⑨鄭杭生、楊敏《論社會學元問題與社會學基本問題》，載于《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⑩一般理論即西方學者認定的終極理論，它被視為學科科學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如經濟學的終極理論是一般均衡理論，古典物理學中的牛頓經典力學理論、現代物理學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20世紀70年代的超弦理論都屬于不同時期物理學的一般理論。參見安托萬多迪默、讓卡爾特里耶《經濟學正在成為硬科學嗎?》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9、307頁。[11]19世紀的經濟學家思諾就曾指出，科學的經濟學的基礎是極少的幾個一般前提，并將之概括為四條基本假設。參見[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8頁。[12]例如，亨普爾和奧本海姆都強調把對一般規(guī)律的猜測和從先行條件中的邏輯推演作為理論科學性的標準。此外，帕里杰斯等人認為，對事實的抽象，即建構模型也是一個重要標準。參見[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頁。
